贵阳新东方烹饪学院-学院新闻栏目,能力学位能否拯救我国的高职教育详细介绍了发生在我院的各种新闻。此次学院新闻栏目详细介绍的是“能力学位能否拯救我国的高职教育
我国第一批由普通高等职业院校自主认定的能力学士，于今年6月16日诞生于湖南民族职业学院，他们毕业时手持本科能力毕业证和本科能力学位证。
该创举的主持者认为，这是为了应对中国高等职业教育体制困境而进行的摸索。有关专家预测，不到5年，我国将有一些普通高职院校面临破产危机
6月16日，湖南民族职业学院的校园里，出现了几抹耀眼的明黄色。5名学生穿上了由经管系自主设计的黄色红边学位袍，成为我国第一批由普通高等职业院校自主认定的“能力学士”。
对于此前媒体关于“湖南民族职业学院经管系向教育部公开叫板”的说法，该院经管系系主任姜宗福不认同。
他对《法治周末》记者说：“面对高职教育日益空心化的局面，我们只是在进行一种有益的探索，目前正在向教育部申报课题，希望得到认可。”
自2010年9月份开始，以“炮轰张艺谋”和“高”、揭露官场潜规则而一举“成名”的前临湘市副市长姜宗福，接过湖南民族职业学院经管系的“教鞭”，开始酝酿给毕业生自主颁发“本科能力毕业证”和“本科能力学位证”。
“目前，上级有关部门对我们的新举措还没有作出任何回应。”姜宗福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1、高职教育遭多重打压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的前身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岳阳师范学院，然而，这所老字号的师范名校如今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
姜宗福接手经管系的时候，学校生源枯竭。用他的话说是连心都寒了：一个系5个专业仅招了97名学生，较少的一个专业只招了十几个人。
与生源危机相对的是，学校的就业形势却火爆得不得了，每天都接待好几批大企业的人力资源经理。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怪象，主要是我们现行的高等职业教育体制出现了问题。姜宗福说。
姜宗福认为，导致高职教育空心化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三个：
一、是应试教育的高职办学模式，偏离了职业教育本身的规律，严重打击了学生报考的积极性。
二、是计生效应、本科扩招、中职虚高、高职自主招生政策失衡等多重打压，使普通高职成了空心。
姜宗福向记者介绍，受计划生育政策效应的影响，我国高考考生生源锐减；本科连年扩招；国家对中职生每人每年补贴1500元，高职院校享受不到。地方政府为确保中职生源不流失，对所有县域范围之外的中职、高职高压严密封锁，逼得各地中职学校不得不花高价买卖生源。
三、是社会对高职毕业生实行待遇歧视，导致学生不愿意选择高职。
在此背景下，普通高职院校出现了严重的生源危机。
姜宗福的话并非危言耸听，据有关专家预测，不到5年，将有一些普通高职院校面临破产危机。
我们现在就躺在砧板之上，但我们绝不能束手挨剁！姜宗福对记者说。
2、自颁能力证尚未得到上级部门回应
姜宗福向记者介绍，他将实验分成了三个步骤。
第一步，把课堂改造成“创业车间”。
他认为，高职学生的生命线是创业能力，应以“能力为主导，学历为辅导”。
改革一开始，他的步子就迈得很大：与学院据理力争，不开“高数”；把旅游专业的教室搬进星级酒店。
他还将营销专业应试教育课堂改成公司化运作的格子间在老师的指导下，每8个学生一组组建学生自己的“公司”，鼓励教师当老总，培养学生CEO，为学生创业提供孵化平台。
记者在办公楼里看到，由“创业公司”全额投资、完全交由学生自己打理的“文印生产队”
里人来人往，生意兴隆。
公司总经理陈岑认为，公司就像是一个孵化基地，一旦学生们的项目孕育成熟，就会诞生一家学生自主经营的子公司。
这种教育模式受到了学生的追捧。正在“文印生产队”忙碌的王娟说：“走进教室当老总，走出校园做CEO，边上学、边创业，既锻炼了能力，又能赚钱减轻父母的负担，多好！”
第二步，制定“能力本科学士”的能力标准。
学生有没有达到学士能力水平，不能由系部说了算，更不能由系主任说了算，必须有一套严格的标准。
姜宗福认为，三流的高职买生源，二流的高职做品牌，一流的高职做标准。
他理想中的“能力学士”采取“3+1”的培养模式，即在校就读3年，修满大专学历学分，大专毕业参加工作以后再修一年能力学分。
系部根据学生学历阶段的综合排名，对前30名的学生进行为期一年的跟踪考核与调查，并由学生所在单位给出能力，然后与学生在校3年间的表现相挂钩，较后面对“能力学位专家评审委员会”的“能力答辩”和综合考评。
“评委会”由7名评委组成，采取“一票否决制”，即如果7位评委中有6人认为这个学生可以得到能力学位证，而有1人反对，那么这个学生就失去了获得“能力学士学位”证书的资格。
据记者了解，为了做到稳妥、严谨，经管系组建了一个由行业专家和副教授级别的老师组成的课题组，编制中国第一部由“职业一般能力和职业核心能力”两大评估体系组成的“能力学位评定标准”。
在职业一般能力中，又细分了4块内容，分别是与人交流的能力、数字应用能力、信息处理能力、语言应用能力。
按照上述标准，学生毕业以后可以获得两个特殊的证书“本科能力毕业证书”和“本科能力学士学位证书”。姜宗福希望能够严格控制获得能力证学生的人数，宁缺毋滥。他自己定了一个标准：每届学生不超过10个。
“目前，上级有关部门和领导对我们的新举措还没有作出任何回应。”姜宗福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3、地方政府自身角色定位不准
即使有关部门还没有对他的探索作出回应，但湖南民族职业学院经管系的探索仍在一如既往进行。
6月16日上午，湖南民族职业学院经管系自授能力学士学位的典礼，在学生们的欢呼声中落下了帷幕，姜宗福希望这也是中国高等职业教育体制改革的序幕。
他对改革的建议是，整合中职、高职、电大、函授、网络、自考等教育资源，做强高等职业院校。除保留国重以外，取消所有中职，取消自考、电大、函授、网络等文凭机器，不设门槛，开放式办学，把高职院校正真打造成中国的产业工厂……
1999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将高职教育明确为是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职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
近几年，我国高职教育发展迅猛，但繁荣表象的背后，却是高职教育面临的诸多困难，不少问题有愈演愈烈之势。
有学者认为，当前高职教育的核心问题可归纳为五少，即社会少认同、法律少明细、政府少作为、办学少特色、就业少出路。
对高职的认同度不高，是当今社会的主流思想。种种现象似乎表明，就国家、社会而言，高职是次等教育；就家长、学生而言，高职是无奈的选择；就用人单位而言，高职毕业生是锅夹生饭。
我国没有规范高等职业教育的专门法律，相关法律多为目标性和原则性规定，具体操作性欠缺，致使很多涉及高职发展的实质问题都因缺乏法律依据而无从落实。绝大多数地方政府也没有扮演好管理者、协调者、监督者的角色。该学者认为。
当前，我国大多数高职院校自身定位不准，有的办成了本科的压缩饼干，有的又成了中专的发面馒头。定位尚且不准，特色又如何形成？
高职应向何处去；高职应如何办学，越来越多的人已认识到，这既是个理论问题，更是个实践问题。本文来源：法治周末)
